殺人八百 自損三千
南方朔 中國時報 2008.02.18
古代有個句型，它在數目上可以一直變化，那就是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一千」、「殺人一萬，自損三千」、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三千」。正因為嗜殺嗜鬥者，自己終究必須付出代價，而且可能是比對方更大的代價，因此明代大學問家宋濂在寫《元史》時，才會說「願勿廢國力，攻掠邊城」。
而在這個「殺人××，自損××」的句型裡，我最喜歡的其實是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三千」這一句。這一句等於是在警告嗜殺嗜鬥者可能要付出比對方更大的代價，這對當今台灣喜歡惡殺亂鬥，扣人帽子的選風，不正極具啟示意義嗎？
首先，在農曆春節前，綠營找到了一個所謂的「綠卡」假問題或小問題而狂打濫鬥。有關「綠卡」問題，乃是黨外時代開始搞「認同區隔政治」時的一個符號或話題，今天所謂「賣台」、「愛台」這種口水都是從當年這種「綠卡」「牙刷主義」的話題延伸而成。其實當年台灣正進入快速發展階段，極需號召在海外有成的學人回台效力，並帶動留學生回台服務潮，因此若干重要職位不得不敦請有雙重國籍者回台，希望為台灣打開新的視野與格局。那個時代像吳大猷，徐賢修這樣的人物能放棄美國的學術尊榮而回台，就已是對台灣效忠的最佳證明。而對這種人狂打濫鬥，不正顯露出台灣某些政治人物偏狹的基本特性嗎？也正是把「認同區隔政治」搞到如此極端的程度，近年來台灣為求進一步升級，好幾個重要學術機構及著名大學向海外求才，許多位知名度極高學術地位及人脈極廣的重要人物，都卻之猶恐不及。在認同區隔政治已被搞到歇斯底里的台灣，要提高學術力和科技力，其實只是叫叫口號而已。
舊曆年前綠營的「綠卡」一出招，藍營低估了它的殺傷力，在處理上泄泄沓沓，搞得一陣灰頭土臉。問題在於，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三千」，春節過後，「抓耙子」風波一出，這回就輪到綠營滿面全豆花了。
其實，「抓耙子」這種概念也是黨外時代過後自我防衛的一種產物，當時的黨外疑神疑鬼，任何人只要激烈程度和他們主流人物不一樣，就會被刨根問底的指控為「抓耙子」。「抓耙子」的概念使得黨外內部嚴格的劃分敵我，核心與圈外。正因為「抓耙子」的概念早已成了由黨外到民進黨的一個重要排外概念，當謝長廷被指控為「抓耙子」，這回就輪到他灰頭土臉了。由於「抓耙子」乃是一種定義含混的指控罪名，它很難講清楚，也不可能說明白，於是謝長廷只好像當年「宋七力案」一樣，往陰謀理論上扯，所謂有甚麼十人陰謀集團這種荒腔走板的說詞，只是愈說愈讓人覺得此地無銀三百兩。民進黨喜歡用道德極端主義的罪名扣到別人頭上，讓別人回應不是，不回應也不是，而且這種指控根本就不可能講清楚，這種尷尬的困境，綠營這次可算是嘗到滋味了！
其實，無論用「綠卡」問題來指控馬英九，或用「抓耙子」問題來指控謝長廷，我都不相信！
民國六十年代初赴美讀過書的都知道，當時求學辦綠卡求方便乃是天經地義的事，馬英九有過綠卡又如何？台灣一堆旅美台獨大老搞不好還都是外國籍呢！縱使馬英九未主動註銷綠卡，但他後來以申辦簽證方式出國，綠卡問題即已對他不再有意義。而且他回台擔任公職迄今已無須再證明自己是否「愛台灣」了，而有多少沒有綠卡或外國籍的人物，在把國家搞垮了，還不是照樣一走了事，政治庇護去也。用綠卡問題來炒作暗示性，影射性的愛台不愛台，可真是其心可誅啊！
我相信馬英九和我們每個人一樣，愛斯土斯民之心不可懷疑；我也不相信他若當了總統會把台灣出賣掉，或把台灣搞垮後一拍屁股走人了。用綠卡問題攻擊他，玩弄著暗示遊戲，徒然暴露出心態的惡劣而已。基於同樣的認知標準，我也不認為謝長廷的「抓耙子」問題真的有多嚴重，在戒嚴時代，台灣各種與政治有關的人，有的會受到壓迫，有的則會受到不是那麼愉快的遭遇。當調查局請你去當甚麼顧問或委員之類的職位，許多人縱使不喜歡，但也不方便去拒絕。這也就是說當了顧問或委員，只要沒做出嚴重傷天害理的事，其實都是可以理解並無須介意的。人在歷史裡，經常會在時代的侷限下身不由己，只要自己能堅守底線不為虎作倀，當個委員又如何？領個車馬費又如何？在這種問題上保持寬厚不是鄉愿，而是對歷史及人的憐憫而已。如果要把道德主義玩到極致，除了上帝和白痴外，我們每個人這輩子不都幹過一堆不怎麼光彩的事，誰還有資格去參與政治呢？
最近藍綠陣營已把「抓耙子」、「綠卡」這兩個招式玩到極致，大家都在做「人格謀殺」的事，這讓人想到美國的一則往事。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的人品極差，但卻又最喜歡用道德牌整肅異己。他對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計透過監聽與竊聽，最後在金恩下榻的旅館床墊下裝了錄音機，錄得金恩博士召妓的床上聲音。胡佛分別找了幾家媒體記者來聽錄音，但沒有人願意刊登這則新聞，理由是：金恩博士身處被迫害的焦慮狀態，召妓紓壓可被諒解。以不道德的手段而用道德整人，乃是不道德的極致，媒體不能做幫凶。由美國記者的這種判斷準則，台灣搞政治的能不羞愧嗎？
目前離台灣大選只剩一個月而已，但負面競選方式早已取代了正面的競選手段。前陣子馬陣營被「綠卡」搞得灰頭土臉，謝營則一路狂追濫打；到了現在，則是「以其人之道，還諸其人之身」，換謝營被「抓耙子」問題搞得手足無措，只剩東拉西扯，愈扯愈不清楚的尷尬時候了。由於這種人格謀殺的技倆，綠營乃是始作俑者，因此在「抓耙子」問題上受傷後，綠營已應該警惕到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三千」的古訓，對負面選舉術知所收歛，讓選舉脫離抹黑影射的方向，重回它應有的基本方向。而對藍營而言，在「抓耙子」問題上已扯平後，恐怕也得回頭，好好在政見上、領導氣質上、以及民怨民苦上多多著墨。因為此刻的台灣，已不再需要一個只會選舉的總統，更需要一個有領袖風範、能和人民休戚與共的總統啊！
而在這個「殺人××，自損××」的句型裡，我最喜歡的其實是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三千」這一句。這一句等於是在警告嗜殺嗜鬥者可能要付出比對方更大的代價，這對當今台灣喜歡惡殺亂鬥，扣人帽子的選風，不正極具啟示意義嗎？
首先，在農曆春節前，綠營找到了一個所謂的「綠卡」假問題或小問題而狂打濫鬥。有關「綠卡」問題，乃是黨外時代開始搞「認同區隔政治」時的一個符號或話題，今天所謂「賣台」、「愛台」這種口水都是從當年這種「綠卡」「牙刷主義」的話題延伸而成。其實當年台灣正進入快速發展階段，極需號召在海外有成的學人回台效力，並帶動留學生回台服務潮，因此若干重要職位不得不敦請有雙重國籍者回台，希望為台灣打開新的視野與格局。那個時代像吳大猷，徐賢修這樣的人物能放棄美國的學術尊榮而回台，就已是對台灣效忠的最佳證明。而對這種人狂打濫鬥，不正顯露出台灣某些政治人物偏狹的基本特性嗎？也正是把「認同區隔政治」搞到如此極端的程度，近年來台灣為求進一步升級，好幾個重要學術機構及著名大學向海外求才，許多位知名度極高學術地位及人脈極廣的重要人物，都卻之猶恐不及。在認同區隔政治已被搞到歇斯底里的台灣，要提高學術力和科技力，其實只是叫叫口號而已。
舊曆年前綠營的「綠卡」一出招，藍營低估了它的殺傷力，在處理上泄泄沓沓，搞得一陣灰頭土臉。問題在於，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三千」，春節過後，「抓耙子」風波一出，這回就輪到綠營滿面全豆花了。
其實，「抓耙子」這種概念也是黨外時代過後自我防衛的一種產物，當時的黨外疑神疑鬼，任何人只要激烈程度和他們主流人物不一樣，就會被刨根問底的指控為「抓耙子」。「抓耙子」的概念使得黨外內部嚴格的劃分敵我，核心與圈外。正因為「抓耙子」的概念早已成了由黨外到民進黨的一個重要排外概念，當謝長廷被指控為「抓耙子」，這回就輪到他灰頭土臉了。由於「抓耙子」乃是一種定義含混的指控罪名，它很難講清楚，也不可能說明白，於是謝長廷只好像當年「宋七力案」一樣，往陰謀理論上扯，所謂有甚麼十人陰謀集團這種荒腔走板的說詞，只是愈說愈讓人覺得此地無銀三百兩。民進黨喜歡用道德極端主義的罪名扣到別人頭上，讓別人回應不是，不回應也不是，而且這種指控根本就不可能講清楚，這種尷尬的困境，綠營這次可算是嘗到滋味了！
其實，無論用「綠卡」問題來指控馬英九，或用「抓耙子」問題來指控謝長廷，我都不相信！
民國六十年代初赴美讀過書的都知道，當時求學辦綠卡求方便乃是天經地義的事，馬英九有過綠卡又如何？台灣一堆旅美台獨大老搞不好還都是外國籍呢！縱使馬英九未主動註銷綠卡，但他後來以申辦簽證方式出國，綠卡問題即已對他不再有意義。而且他回台擔任公職迄今已無須再證明自己是否「愛台灣」了，而有多少沒有綠卡或外國籍的人物，在把國家搞垮了，還不是照樣一走了事，政治庇護去也。用綠卡問題來炒作暗示性，影射性的愛台不愛台，可真是其心可誅啊！
我相信馬英九和我們每個人一樣，愛斯土斯民之心不可懷疑；我也不相信他若當了總統會把台灣出賣掉，或把台灣搞垮後一拍屁股走人了。用綠卡問題攻擊他，玩弄著暗示遊戲，徒然暴露出心態的惡劣而已。基於同樣的認知標準，我也不認為謝長廷的「抓耙子」問題真的有多嚴重，在戒嚴時代，台灣各種與政治有關的人，有的會受到壓迫，有的則會受到不是那麼愉快的遭遇。當調查局請你去當甚麼顧問或委員之類的職位，許多人縱使不喜歡，但也不方便去拒絕。這也就是說當了顧問或委員，只要沒做出嚴重傷天害理的事，其實都是可以理解並無須介意的。人在歷史裡，經常會在時代的侷限下身不由己，只要自己能堅守底線不為虎作倀，當個委員又如何？領個車馬費又如何？在這種問題上保持寬厚不是鄉愿，而是對歷史及人的憐憫而已。如果要把道德主義玩到極致，除了上帝和白痴外，我們每個人這輩子不都幹過一堆不怎麼光彩的事，誰還有資格去參與政治呢？
最近藍綠陣營已把「抓耙子」、「綠卡」這兩個招式玩到極致，大家都在做「人格謀殺」的事，這讓人想到美國的一則往事。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的人品極差，但卻又最喜歡用道德牌整肅異己。他對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計透過監聽與竊聽，最後在金恩下榻的旅館床墊下裝了錄音機，錄得金恩博士召妓的床上聲音。胡佛分別找了幾家媒體記者來聽錄音，但沒有人願意刊登這則新聞，理由是：金恩博士身處被迫害的焦慮狀態，召妓紓壓可被諒解。以不道德的手段而用道德整人，乃是不道德的極致，媒體不能做幫凶。由美國記者的這種判斷準則，台灣搞政治的能不羞愧嗎？
目前離台灣大選只剩一個月而已，但負面競選方式早已取代了正面的競選手段。前陣子馬陣營被「綠卡」搞得灰頭土臉，謝營則一路狂追濫打；到了現在，則是「以其人之道，還諸其人之身」，換謝營被「抓耙子」問題搞得手足無措，只剩東拉西扯，愈扯愈不清楚的尷尬時候了。由於這種人格謀殺的技倆，綠營乃是始作俑者，因此在「抓耙子」問題上受傷後，綠營已應該警惕到「殺人八百，自損三千」的古訓，對負面選舉術知所收歛，讓選舉脫離抹黑影射的方向，重回它應有的基本方向。而對藍營而言，在「抓耙子」問題上已扯平後，恐怕也得回頭，好好在政見上、領導氣質上、以及民怨民苦上多多著墨。因為此刻的台灣，已不再需要一個只會選舉的總統，更需要一個有領袖風範、能和人民休戚與共的總統啊！
